當老一代號販子還在起早貪黑排隊搶占醫院專家號號源時，新一代號販子已經“運籌千里之外”，利用一臺電腦、一部手機，在新型計算機技術的幫助下實現“三秒一刷”高速搶號。
這類在醫療資源領域出現的新型網絡犯罪，引起了公安機關的重視。2018年，有群眾報案，“京醫通”掛號平臺上，部分知名醫院號源一經放出即被“秒搶”，后臺訪問量激增，患者無法通過此渠道正常掛號。經過調查，一個利用惡意軟件繞過正常驗證機制非法搶占號源的犯罪團伙逐漸浮出水面。
最難掛的專家號加價2000元
家住北京市朝陽區的黃先生知道北京同仁醫院的專家號有多難掛。因為多年眼疾未愈，黃先生想找同仁醫院專家來徹底解決眼部問題。但是，無論是早起去醫院排隊，還是在“京醫通”上預約，每當專家號的號源剛放出來沒幾秒，總會有“已約滿”三個大字等著他。直到2018年8月，黃先生在同仁醫院掛普通號看病時遇到一個號販子，對方說能給掛上專家號，黃先生就將信將疑地留了他的聯系方式。過了幾天，黃先生聯系對方幫忙掛號，并把掛號需求、身份信息和“京醫通”就診卡號給他。萬萬沒想到，很快對方就幫他掛到了8月18日同仁醫院某知名專家號。看完病當天，黃先生給對方微信轉賬300元，作為“黃牛號”的費用。再后來，每當需要去看專家門診，黃先生都通過號販子來掛號，并支付一定費用。
與黃先生一樣，不少需要掛專家號的患者都知道有個能掛北京醫院專家號的號販子。雖然患者從未見過號販子本人，但從通話中知道對方是個操著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
這名男子名叫高某飛，河南人，1987年生。盡管年紀不大，卻已經是在北京各大醫院混跡多年的號販子了。近年來，隨著公安、衛生等相關部門的嚴厲打擊及掛號方式的轉變，號販子的“生意”每況愈下。為了逃避警方打擊，許多線下號販子只能離開城市返回老家，但有的并不甘心，繼續從事非法營生。
“聽說可以花錢定制針對‘京醫通’的搶號軟件，當時我就心動了。”回到河南周口老家的高某飛，在嗅到這一“新商機”后，覺得可以憑借這款軟件讓號販子生意死灰復燃。
在網絡上，高某飛找到位于廣東的某軟件工作室，以6000元的價格向工作室負責人李某山定制針對“京醫通”的搶號軟件。
“軟件功能就是事先把需要掛號的患者信息輸入這個軟件，軟件可以自動三秒刷新一次，如果約上號就顯示‘預約成功’，沒有的話就是一直約號。”高某飛說。
軟件裝好了，“客戶”從何而來呢?
“找我掛號的主要來源是我以前的客戶，還有別人介紹的。”高某飛說。除了老客戶、老客戶帶新客戶，加上其他號販子的客戶，各類來源給高某飛帶來了無窮商機，號販子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在此期間，高某飛還與結識多年的“下線”臧某達、吉某山合伙，在交易完成后進行分成。
據吉某山交代，以前排隊一天也就掛兩個，現在用軟件一天能搶4個，最難掛的專家號能加價2000元，一般的號加價200元左右。
從北京同仁醫院、北京腫瘤醫院到北京宣武醫院等，遠在老家的高某飛、臧某達和吉某山線上掛號的“足跡”已遍布北京各大醫院。短短半年時間，高某飛用非法搶號軟件從“京醫通”搶得三甲醫院專家和普通號源共計590余個，平均每月獲利約1萬元，一共獲利5萬元左右。
非法搶號犯罪鏈被斬斷
2018年8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東城分局下屬派出所民警在同仁醫院周邊打擊號販子行動中抓獲一名倒賣號源的男子，其當場承認了倒賣就診號源的違法行為。據該人反映，有數名人員利用電腦軟件長期大量搶占同仁醫院掛號資源，后將搶占號源倒賣給號販子，再由號販子加價倒賣給患者。此行為嚴重擾亂了醫院正常就診秩序。
據此，東城分局刑偵支隊開展工作立案偵查。同時，北京公安機關網安部門立即對此情況開展調查，發現一個利用惡意軟件繞過正常驗證機制非法搶占號源的犯罪團伙。經縝密偵查，2019年1月10日，民警在河南、山西、云南等地將高某飛等主要犯罪嫌疑人抓獲。4月15日，民警在廣東揭陽將非法制作、傳播該惡意軟件的某軟件公司負責人李某山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獲，并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據該案承辦人、北京市東城區檢察院檢察官張洪銘介紹，被告人李某山等4人于2018年在廣東省揭陽市某公司制作針對“京醫通”掛號平臺的搶號軟件，后將軟件以6000元的價格出售給被告人高某飛。隨后，被告人高某飛非法使用該搶號軟件，長期大量搶占同仁醫院等醫院的掛號資源并以此牟利，被告人吉某山、臧某達為高某飛提供掛號需求并分享違法所得。
自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高某飛通過該軟件共計搶得同仁醫院等醫院號源590余個，嚴重擾亂了醫院正常就診秩序。經鑒定，該搶號軟件有能在計算機信息系統中增加數據的功能。
另外，還有號販子郭某華于2019年4月向被告人翁某豐定制“京醫通”搶號軟件，用于搶占同仁醫院等三甲醫院號源，并以1.2萬元的價格將軟件出售給被告人趙某龍。后趙某龍于2019年4月至5月期間使用該搶號軟件非法搶占同仁醫院等三甲醫院號源，違法所得5000元以上。
2019年7月11日，東城區檢察院以高某飛、吉某山、臧某達等人涉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向東城區法院提起公訴。2019年8月19日，東城區法院判處三名被告人構成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判處被告人高某飛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判處被告人臧某達有期徒刑十個月;判處被告人吉某山有期徒刑九個月。其后，5名搶號軟件制作者以及號販子趙某龍、郭某華均被東城區法院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定罪處罰。
突破新型網絡犯罪的認定難題
張洪銘介紹，號販子是長期困擾醫院診療秩序的一塊“牛皮癬”，嚴重侵害了廣大就醫患者在優質醫院公平掛號、平等就醫的權利。由于刑法對此類行為沒有明確規定為犯罪，因此難以運用刑事手段予以嚴厲打擊，號販子往往被行政處罰后很快重操舊業，繼續為患。
“在偵查階段，公安機關提出了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尋釁滋事罪等罪名的初步意見。經討論研究，根據已經掌握的證據線索，認為該案不符合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和尋釁滋事罪的犯罪構成，應考慮適用刑法第285條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或第286條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并據此為后續偵查指明了方向。”張洪銘進一步解釋。
在案件審查階段，通過對搶號軟件的專業鑒定以及對“京醫通”系統訪問數據的精確抓取和比對，承辦人最終認定該類行為在實質上屬于非法使用惡意軟件，繞過“京醫通”程序的正常訪問過程，通過高頻次刷新訪問的方式搶占號源，本質上是使用非法方法在“京醫通”的數據庫內非法增加相關患者數據，以謀求掛號成功的結果并以此牟利。因此，其行為違反國家相關法律規定，對計算機信息系統中存儲、處理或者傳輸的數據和應用程序進行增加操作，應當認定為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
“作為利用刷號軟件搶占專家號對外出售牟利的案件，本案具有一系列新型網絡犯罪行為的特點。”據張洪銘介紹，與傳統的號販子不同，該案的犯罪行為人通過一部電腦、手機就能遠程操控、線上交易，并建立了微信群等犯罪信息共享渠道，使該類犯罪的危害性和偵破難度比傳統搶號行為更大。
“在案件辦理過程中，我們發現號販子具有團伙性、上下游犯罪聯絡緊密、不法利益巨大等特點。”張洪銘說，因此，應當根據現有證據擴大戰果，嚴懲上下游犯罪，達到“除惡務盡”的效果。高某飛等人涉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案進入審查起訴環節后，東城區檢察院繼續引導公安機關補充取證，同時追查上游犯罪——為號販子制作搶號軟件的犯罪嫌疑人，繼續深挖犯罪線索，查找有無其他號販子使用同類軟件進行搶號。
據此，專案組在案件辦理過程中嚴查事實，擴大戰果，通過要求公安機關補充偵查、自行補充偵查等方式，以1件3人的號販子搶號案為出發點，后續追捕、追訴軟件制作商和其他號販子若干人，斬斷了一條“定制軟件——銷售軟件——搶號倒號——傳播軟件——搶號倒號”的產業鏈。
“近年來網絡犯罪案件的上升趨勢日漸顯著，新類型案件層出不窮。”張洪銘說，網絡犯罪案件涉及技術性問題較多，存在取證難、涉及罪名復雜等問題。因此，一方面，對重大、疑難、復雜的網絡攻擊類犯罪案件，檢察機關可以適時介入偵查引導取證，會同公安機關研究偵查方向，在搜集、固定證據等方面提出法律意見;另一方面，辦案檢察官也需要進一步提高自身水平、豐富相關知識。(記者 劉亞 通訊員 毛首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