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輔導班漲價了?校外培訓機構洗牌期才剛剛開始)
對于“過關”的培訓機構來說，趁風漲價也并不是長期利好，管理平臺上披露的信息表明，校外培訓機構面臨著辦學標準、審批條件上的政策不確定，整個行業的深度洗牌期才剛剛開始。
張晨(化名)最近在考慮要不要給上四年級的女兒續報英語輔導班。他有點著急，因為2月28日之后再報名的話，輔導班就漲價了。
張晨是河北省東部某市一個普通工薪階層，每月工資4000多元。她女兒在讀的英語培訓班學費是每20節課700元。但她最近接到通知，3月1日之后續報名的話，學費將漲到每24節課1200元，相當于單節課從35元漲到了50元。這對張晨來說是筆不小的額外開銷。
培訓學校給出的理由是“品牌、課程、服務全面升級”。
“其實還不是因為一些競爭對手沒有辦學資質關門了。”張晨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比如培訓學校說師資升級，實際是招到了其他機構有教師資格證的培訓教師”。
教育部長陳寶生在近日舉行的2019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介紹，2018年大力度、大范圍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全國共摸排校外培訓機構40.1萬所，整改完成率98.9%。
目前，各地正陸續將整改后列入“白名單”的校外培訓機構名單上傳至全國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機構管理服務平臺。張晨也到平臺上查了女兒的培訓班，看到上面“合法”兩個字，她稍稍放心了。
這波整改過后，校外培訓機構被大量淘汰。河南省2月1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取締和暫時停業整改的機構數量過萬，與達標機構數量相當。
對于“過關”的培訓機構來說，趁風漲價也并不是長期利好，管理平臺上披露的信息表明，校外培訓機構面臨著辦學標準、審批條件上的政策不確定，整個行業的深度洗牌期才剛剛開始。
整改越嚴格越漲價
輔導班漲價，是今年寒假前就在全國范圍蔓延的普遍現象。
有媒體記者在廣州、武漢等地調查發現，2018年9月開學以來，校外培訓機構都有不同程度的漲價，特別是一些大型知名培訓機構，不僅規模在不斷擴大，而且漲價也“沒商量”。
而在二線城市揚州，當地媒體今年1月寒假前調查發現，大部分“白名單”培訓機構已經漲價或正醞釀漲價。一名學生家長介紹：“1對1產品每個年級提價10元每課時，還新增了一項綜合服務費，每人500元，按照每周兩節課來算，加上綜合服務費，一年要增加1500多元。”
張晨的遭遇意味著，三線城市的輔導班也在漲價。而且不只是學科類培訓班，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成都市郫都區一個鎮子上的春季作業輔導班也要每月漲價50元。
“凡是嚴格取締無證無照機構的地方，都出現了培訓價格飆升的問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指出。
這并非事出無因。據了解，校外培訓機構整改行動提高了培訓機構的辦學成本。其中，場地成本首當其沖。
“房租是培訓機構經營成本中占比最大的一塊，差不多占20%-30%，而且為了招生，同時為了滿足消防要求，培訓機構又不得不設在人流量大、交通方便的商業區，這更增加了房租成本。”一位不愿具名的小型培訓機構負責人告訴記者。
同時，各地又設置了較高的辦學場地標準。北京市昌平區要求培訓機構建筑面積大于300平方米，教學用房建筑面積不少于辦學場所總建筑面積的2/3，同一培訓時段生均面積不低于3平方米。
蘇州市的要求甚至高于北京市昌平區，規定凡舉辦冠名為“培訓中心”的校外培訓機構校舍建筑總面積應不小于500平方米;凡舉辦冠名為“培訓學校”的校外培訓機構，校舍要求相對獨立，其校舍建筑總面積應大于1500平方米。
對于學而思、新東方這些大型培訓機構來說，場地要求不在話下。全國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機構管理服務平臺的信息顯示，這些大型機構旗下培訓學校的場地面積動輒幾千平方米。但對一些中小型機構來說，300平方米的標準略顯豪華。
“有的培訓班只有15至25人的規模，而且是不同的班次分時上課，一刀切地規定機構辦學面積對小機構來說壓力很大。”上述培訓機構負責人說。上海市就將原來面積300平方米的要求調低至200平方米，同時提出生均建筑面積必須達到3平米。
師資成本提高是另一個漲價的原因。據新華社報道，機構之間“挖老師”的現象比較明顯，有的機構花兩三倍的重金從競爭對手那里“挖老師”，師資流失的機構也需要增加課酬等待遇來穩定現有教師隊伍，再加上教師的招聘、培訓產生的成本等，最終都會反映在學費上。
校外培訓機構整改行動中還有一項特殊的規定：收取學費時間跨度不得超過3個月。這項旨在防止機構“跑路”給消費者帶來損失的舉措，讓一些機構的現金流出現緊張，不得不以漲價緩解壓力。
這或許成為教育培訓行業洗牌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年1月，在線教育公司有教未來宣布向法院申請破產，此前的2018年8月，有報道稱位于武漢的未來星藝術學校一夜關門，幾百位家長尚未退費。
多位教育行業從業者向記者表示，對預收學費數量的嚴格管控將加劇負債經營企業的資金壓力，2019年更多“裸泳者”將浮出水面。
嚴審批還是嚴備案
強力整改后，政策、標準的不確定仍然困擾著“白名單”機構的市場行為。
“同一個培訓機構的不同教學點是否需要辦理獨立的辦學許可證，沒有明確政策規定，各地可能做法不一，這對區域性或全國性機構的擴張會有很大影響。”上述培訓機構負責人說。
辦學許可證大多由縣級教育部門審批，很多地方允許同一行政區域內的不同教學點使用同一個辦學許可證。
全國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機構管理服務平臺的信息顯示，學而思在北京市海淀區有4個教學點，為在民政部門登記的民辦非企業單位，它們擁有同樣的辦學許可證號和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在蘇州市工業園區，學而思設立了一家學而思培優文化培訓中心有限公司，為在工商部門登記的有限責任公司，該公司擁有4個教學點，以及一家分公司，也使用同樣的辦學許可證號。
但在無錫市，學而思設立了一家公司和一家該公司的分公司，則擁有不同的辦學許可證。
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李曼介紹，要求一個教學點辦理一張辦學許可證，這就意味著每個教學點要有獨立的法人，辦理獨立的賬戶、國稅、地稅等，每年每個教學點將要花費三個月到半年時間進行年審，而且要配備更多的行政人員。
事實上，行政審批直接關系培訓市場格局，并影響輔導班價格變動。熊丙奇就認為，從市場競爭角度出發，應該降低準入門檻，以增加教育培訓供給，并規范教育培訓機構經營。
至于降低門檻后的監管辦法，他建議可以考慮對所有培訓機構實行工商注冊，然后要求進行教育培訓時進行備案，并按備案項目的收費標準，要求培訓機構存入一定比例的風險準備金。“事實上備案制已經開始實行，監管培訓機構是否違規提前教學、超前教學，必須要求機構將相關情況事先備案。”熊丙奇告訴記者。
上海交通大學競爭法律與政策中心研究助理孫伯龍也認為，各界呼吁政府提高教育培訓市場的準入標準、加強事前審批監管，這種行政監管方式忽視了教育培訓產業的特征，也不利于教育培訓行業的公平競爭。
他也認為不在負面清單上的教育培訓類項目，無須取得行政許可，只需要向當地政府主管部門備案即可。
但備案制管理意味著需要做好事中事后監管，而“政府對設立之后培訓機構的事中事后監管缺乏系統性經驗”。
全國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機構管理服務平臺將成為事中事后監管的一個抓手。這個平臺面向校外培訓機構和公眾，提供機構查詢和投訴功能，目前投訴功能已經開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