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中國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問題是，為什么過去這些年，中國總能摸到石頭？”這是因為，中國擁有成百上千彼此激烈競爭的地方政府，它們在河流中不同的地方不停地摸石頭，誰摸到了就會大喊：“這兒有石頭！這兒有石頭！”在一條河里，幾千人一起摸石頭，肯定是有人摸得到的。
這個小故事，是《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中，對于中國道路的獨特優勢的生動詮釋。在本書作者李曉鵬看來，中國創造經濟奇跡的獨特優勢，是市場經濟制度和職業化的文官制度的有機結合。
(資料圖)
《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
李曉鵬 著
東方出版中心出版
李曉鵬是中興大城智庫首席經濟學家、劍橋大學訪問學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前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研究員，曾著有暢銷書《學習改變命運》。作為“80后”，他和中國一起經歷了波瀾壯闊的改革，也眼見著國家一步一步強盛，不斷擁有更多國際話語權，所處的生活環境經歷了從較為原始的農耕到工業化社會，再到移動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社會的過程。這個過程中，他對中國和外部世界的認識經歷過很多次劇烈的沖擊和變化。
在重慶的貧困地區度過了童年與少年時光，目睹了中國經濟的騰飛，輾轉于中、英、美三國求學，李曉鵬在成長為一個經濟學家的過程中逐漸明確了想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不是偶然；中國的崛起，是經濟上的崛起，往更深的層面說可以說是制度的崛起。本書的雛形便是李曉鵬的博士論文——一次力圖構造解釋中國高速發展的宏觀經濟學模型的有魄力與雄心的嘗試。
李曉鵬曾深入全國各地展開調研，觀察到地方政府為實現區域經濟的增長所付出的種種努力，感受到了中國在調動資源、激勵地方官員作為、激發企業家創造社會財富方面的制度優勢；爾后，他受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提出的創新性觀點的啟發，再次梳理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的認識，堅定了中國道路具有全面性獨特優勢的看法，最終寫成《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
之所以說本書是一本沒有經濟學基礎的讀者也能看得懂的中國經濟啟迪作品，是因為本書以史觀“經”，又以“經”析史，將歷史與經濟學融會貫通，用數學模型和史實碰撞出了令人不可思議的火花，以通俗的語言與詮釋幫助所有層面的讀者理解中國的經濟問題。
本書維持李曉鵬一貫的寫作手法。前段，生動評析20世紀以來蘇聯、美國等主要經濟體實施的重要經濟改革、以及多次經濟危機產生的背景、發生的過程，以及其中反映出的制度弊病；中段，李曉鵬以馬歇爾提出的“邊際”及“替代”兩個最經典的經濟分析工具，分析市場經濟制度下，企業家精神如何推動經濟的內生增長、促進經濟結構優化，結構化的財政政策如何促進財富的公平分配與社會總體的可持續性增長；后段，提出了企業家精神的四方向演變假說，論證了中國的制度設計如何遏制貨幣資本化、遏止囤積居奇與寡頭經濟，指出職業文官制度使得土地空間資源的價值得到充分利用，并使政策始終在實踐中不斷自我修正，保障效率與公平。
跟隨《中國崛起的經濟學分析》中別開生面的講解，讀者將充分地理解市場經濟制度和職業化的文官制度的有機結合，如何“允許創造而不允許掠奪”，如何最終實現市場與政府的合理分工，進而很大程度上確保了“創造者占有財富”既使人民各得其所，又促進了總體經濟的增長。既對中國崛起的脈絡了然于胸，便能更為自信且理智地與時代同行。
>>內文選讀：
從個人經歷談中國年輕一代認識中國發展道路的心路歷程（自序節選）
另一件促使我思想轉變的大事情是美國2007年爆發金融危機。我喜歡上網看《經濟學人》雜志網站上的文章，2007年以前的《經濟學人》，總說中國這不好、那不好，都是問題。但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經濟學人》上集中發了很多文章，說美國出現了這么嚴重的問題，中國卻還在高速增長，這是西方世界始料不及的。很明顯能感覺到，西方世界已經有很大一部分人認為中國崛起是一個不可阻擋的事情。特別是2008年中國奧運會，讓西方對中國刮目相看。但也有一些所謂的“輿論領袖”認為，政府花大量的錢，建了很多豪華的體育場館，是一種可怕的浪費，就是為了一個面子工程，奧運一過，這些提前透支的財富會讓國家經濟陷入蕭條。
奧運會過后，我就去了劍橋。劍橋是一個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以前沒有在那么漂亮的地方學習和生活過。我是抱著朝圣的心態去的，那地方對讀書人而言確實是一個圣地。在劍橋的生活很愉快，但也讓我觀察到了西方社會存在的問題。
跟國內一個很直接的對比就是銀行系統。到了劍橋第一件事情是要辦一張銀行卡。中國任何銀行都有排號機，而英國的銀行沒有排號機，只能人工排隊，效率很慢。在銀行窗口提交了所有證件、辦完所有手續以后，還至少要等七個工作日，銀行才會把卡寄到我的地址。我覺得很驚訝，在中國辦一張銀行卡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效率低到這種程度？
我去坐倫敦的地鐵，發現比北京的更破，價格卻是北京的幾十倍！一張地鐵票四五英鎊，折合人民幣六十多元，而北京當時是兩塊錢隨便坐。倫敦這個城市好像也就這么回事，沒有多么好。倫敦金融城還可以，但跟上海陸家嘴相比也差得很遠。我去了英國很多城市，感覺這些個地方，文物古跡自然風光倒是很值得一看，但看不到一個世界強國的痕跡。
在英國各地，都有人乞討。我去蘇格蘭旅游，一些穿著看著很時髦的年輕女士也坐在街上乞討要錢。冬季大雪天，走在劍橋的街上，有乞丐抱著一條狗要錢，我也會給他一英鎊。我覺得這個社會還是問題很多的。
后來我又獲得了去哈佛做研究的機會。到了美國以后，我對西方世界的看法變化就更大了。哈佛是一個很開放的學校，跟劍橋差異很大。劍橋保守、嚴謹，大家更關心純學術，而對外部世界最新的變化不太敏感。哈佛不一樣，每天都在討論熱門話題。而當時中國就是最熱門的話題。
這時已經是2010年。金融危機以后這個世界變化很大。我發現，原來有很多美國一流的學者竟然也認為中國非常厲害。他們認為中國崛起會挑戰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
我想不到中國在美國精英們眼里，竟然已經如此強大。這樣看來，中國還確實是有很多很厲害的地方。
在哈佛的同事中有一個在中國工作多年的日本朋友，曾經擔任日本央行駐中國的研究部門負責人。他告訴我中國一定會超越美國。他給我看了很多他的研究材料。大量的數據表明中國在2008年的經濟結構相當于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而不是八九十年代。就算房價像過去幾年一樣繼續一路狂奔，要發展到日本泡沫經濟的階段，中國也至少還有二三十年的高速發展空間，而那個時候中國的經濟總量肯定已經大大超過美國了。我認為他的材料很有說服力，同時也決心在未來二十年為中國找到解決金融地產畸形發展的方案。
美國社會跟英國社會比，問題可能更多。比如流浪漢、乞討的現象比英國更嚴重，貧民窟在各大城市隨處可見。在地鐵站臺上，時不時就會鉆出來一個人，向我討錢。這種情況很普遍。
此外，美國的社會治安也比英國更糟糕。在大城市，中國人都不敢去downtown（市中心）黑人聚集區這樣的地方。我的郵箱經常收到哈佛或者波士頓的警方發的一些消息，說城里又發生了槍擊案或者有人因為抗拒搶劫而受傷，提醒大家遇上了搶劫不要反抗。在中國學生中流傳著一個經驗：錢包里帶上20美元現金，遇到搶劫就給劫匪。如果多于20美元損失比較大，但如果少于20美元，劫匪可能就會傷害你。這似乎是一條劫匪們的潛規則。
在中國的城市，治安狀況要明顯好得多。大晚上一個人出去隨便逛，絕對不會有安全上的擔心。這也帶動了夜市經濟的繁榮，晚上出來吃吃喝喝四處閑逛成了許多普通中國城市居民的生活習慣。美國社會不僅離一個理想社會有差距，就算跟中國社會比起來，也有很大差距。中國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和美國全方位拉開了距離。美國公交系統落后，城市街道臟亂破舊，坐地鐵也不夠方便，銀行的服務效率則跟英國一樣低下。
在哈佛那段時間，《華爾街日報》發了一篇比較轟動的報道，一位被稱為“虎媽（Tiger Mother）”的華裔母親講述自己培養孩子的經驗。這位母親用中國式的嚴厲教育培養出了兩個非常優秀的孩子，她認為中國的艱辛教育模式比美國更好，對孩子的嚴格要求不僅讓她們更優秀，還可以讓她們更快樂。她認為快樂不是依靠放任自由獲得的，而是通過嚴格要求和訓練讓孩子不斷取得進步，從進步中獲得的。她講了兩個故事，一個故事是跟自己的女兒斗爭，強迫她練習鋼琴。這個過程十分辛苦，但女兒在掌握了鋼琴技巧以后可以在學校登臺表演。表演成功令女兒激動萬分。虎媽認為這才是父母給予孩子的真正的歡樂。而她有一個美國朋友，對女兒非常放任，任憑她荒廢學業，胡吃海喝，最后他女兒長得很胖而又什么都不會，當父親的還叫她“我最美麗的天使”。但他女兒私下告訴“虎媽”，她知道父母在騙她，自己既自卑又抑郁。
“虎媽”的文章向西方世界表明了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自信正在恢復。中國的教育模式很明顯優于西方。即使在西方國家內部，華裔培養出來的后代總體而言也比非華裔后代優秀。在美國和英國的大學里，華裔大學生所占的比例，遠遠高于華裔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越是頂級名校，這種趨勢就越明顯。
早在2004年——還完全沉浸于學習西方道路的年代——我就寫了一本書，叫作《學習改變命運》，認為中國不應該被西方所謂的“素質教育”所迷惑，應該堅信應試教育就是最好的素質教育，學好數理化就是最好的素質。當時的主流輿論對高考制度口誅筆伐，認為它作為科舉考試的遺毒被現代西方素質教育取代是歷史的必然。《學習改變命運》可能是國內第一本系統為中國考試制度和基礎教育體制辯護、反對拋開考試談素質的暢銷書。雖然中國在當時落后于西方，但至少在基礎教育方面做得很好，數學物理的基本邏輯沒學扎實就去搞什么創造性思維，就是在禍害我們的下一代。
《學習改變命運》是我第一次以公開的形式發聲，反對中國盲目學習西方。雖然只局限在基礎教育這么一個很小的領域，但火種已經埋下。等我讀到《華爾街日報》有關虎媽的報道的時候，仿佛找到了知己。十多年前有關基礎教育的思考，這些年對中國經濟的觀察，到英美留學的感受等等，這些東西都串了起來，讓我開始有了一種朦朧但明確的想法：中國這些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不是偶然，也不是因為簡單地學習西方，而是因為我們在從文化教育到政治經濟，都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甚至可能是優于西方的東西。中國的制度，不是大部分落后和局部有優勢，而很有可能是整體上優越于西方。
回到中國以后，我帶著這個想法去讀了很多書，回想自己過去多年的所見所聞，很多困擾自己多年的疑問逐漸變得清晰起來。
作者：李曉鵬
編輯：周怡倩
責任編輯：朱自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