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郡公

六月高考季，全國學子向大學發起沖鋒。古往今來，想要在大范圍的考試選拔中脫穎而出，都是相當難的。說到古代考試制度，人們一般會想到科舉制，其實，流行于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察舉制，其難度也絲毫不亞于科舉制。經過演變，這一制度從“以德取人”“以名取人”逐步過渡到“以文取人”，從個人舉薦逐漸變為統一考試。這一變化的原因在于：在“萬里挑一”的情況下，“以文取人”的統一考試，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公平。

清代梁亯繪《觀榜圖卷》

(資料圖片)

科目難

偏重經術道德

自西漢時確立的察舉制，歷經東漢、魏晉和南北朝，至隋朝被科舉制取代，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七百八十多年之久，是與科舉制雙峰并峙的最重要的選官制度之一。察舉制通過考察薦舉的方式，選拔人才做官。西漢高帝時推行察舉后，經過文景武三朝不斷完善修改，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逐漸有了較為完備的考察科目，也就是后世所謂的“四科”，即：孝廉、賢良、秀才、異科。東漢時為避光武帝劉秀的諱，秀才改為茂才。這些科目現今也不難理解，孝廉即具備孝行之民、較為廉潔的吏，東漢時合二為一統稱為孝廉；賢良、秀才大致如字面意思，以考察儒學修養和道德品行為主。異科則是考察天文、歷法、理財、治水、糧廩等方面的才能。可以說，早期察舉偏重考察經術和道德，而對政府運作所需要的技能考察相對較少。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并非那個時代不重視技術人才，這是特定歷史條件造成的。漢朝獨尊儒術，一方面儒家學說迎合了那個時代皇帝統治天下的心思，另一方面儒術相比其他學說具有更完善的齊家治國理論。在其成為統治者采納的政治理論之后，選拔官員也就按照儒家要求的標準來施行。

比如察舉的核心科目孝廉，孝在儒家倫理中具有基石性意義，兩漢皇帝除了漢高帝劉邦和光武帝劉秀，死后謚號中都帶一個“孝”字。那么由上及下，孝也成為察舉士人的首要標準。但具體到察舉時，個人是否真有孝行并不是特別較真，只要合乎一般倫常即可，并不需要王祥臥冰求鯉或是郭巨埋兒那種過分的孝。比如西漢元、成、哀三朝的大臣師丹，年輕時被察舉為孝廉，《漢書·師丹傳》中并沒有特別記載他的孝行。被察舉的真正原因是他師從經學大師匡衡，專門研學儒家五經之一的《詩經》，經學造詣非常深。

那個時代經學就是做官的敲門磚，在察舉制的強烈刺激下，各地儒生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經學研習上。山東習儒之風尤其濃郁，東平有一位叫夏侯勝的碩儒，精通《尚書》，后來官做到太傅，深受漢宣帝尊重，活到九十歲，死后太后親自賜錢二百萬為喪資，天下儒生皆以他為榜樣。夏侯勝經常教導他的學生們說：“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學好五經當官易如反掌，學不好不如回家種地。這話雖然有點過于物質，但確實點中了當時察舉制以儒經為主的關鍵，故而成為兩漢儒生們的共識。

然而一味只以五經為內容察舉人才，會不會導致人才隊伍技能弱化呢？答案是肯定的。兩漢時代一直在同步推行文法之吏的察舉，推出過“明先王之術”“明陰陽災異”“博士”“明兵法者”“治獄平”等專業技能類的科目，選拔一定數量的吏以應付政府運轉之需。西漢末年王莽篡政，懲于元成哀平時代察舉畸重經術之弊，突發奇想地推出一系列新科目，諸如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等，各地一下子舉薦上來數千人，創下兩漢察舉之最。王莽因為篡漢而臭名昭著，但他的改革措施并不全是空穴來風，有些也是針對社會問題做出的調整。后來劉秀再造劉漢，王莽的一些做法改頭換面保留了一些，像察舉科目中的陰陽學、天官歷算、律法等，都沿襲下來。

曹魏時大臣衛覬上書，認為察舉中律法吏選拔的太少，光靠每年有限的補入量根本不夠用，而且社會導向也不對，對律法吏有偏見，衛覬說：“刑法者，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而選用者之所卑下。”此議受到曹魏皇帝重視，于是在廷尉署設置了律博士，作為察舉的一種補充，換成現代說法大概叫“以工代訓”。后來相沿成習，一直持續到南北朝。

名額少

20萬人舉1人

根據察舉制，被察舉者絕大多數可出仕做官，古代稱之為“釋褐”，也就是脫掉布衣，改穿“佩紫懷黃”的官服。正因其出路好，入選就非常難。

首先難在名額太少。西漢起初每郡國每年察舉2人。國是西漢分封諸王列侯設置的封國，經過推恩分解后封國所擁有的縣數量略少于郡，與郡大體同級。西漢郡國隨著人口不斷增長而增多，漢平帝時最多，共有103個。以此粗略算之，全國每年察舉者才206人。不僅少，還不公平。各郡國之間人口分布不均衡，像汝南郡（今河南駐馬店、周口南部一帶）多達259.6萬人，而江夏郡（今湖北武漢以東）只有21.9萬人，相差十幾倍，察舉名額卻都是2人。東漢后來做出調整，按人頭來，每20萬人每年察舉1人，不滿20萬人的小郡每兩年察舉1人，少于10萬人的袖珍郡每三年察舉1人。又對邊疆地區予以照顧，邊郡少于5萬人的三年舉1人，不到10萬人的兩年舉1人，10萬人以上每年可舉1人。即使按這個比例來算，東漢人口峰值約5000萬，察舉人數約250人至300人之間。20萬人挑一個，可謂是競爭激烈。

其次難在選拔方式。察舉的實施者稱之為舉主，一般由三公九卿諸署長官，以及郡守等高級官員充任，選拔方式以平時了解、當面談話等為主。這意味著普通人想要進入舉主的視線，要么平素非常有德有才，聲名遠播，才能引起高官顯貴的注意。否則，酒香也怕巷子深，就算滿腹經綸也難免終生埋沒。為了使察舉有據可依，東漢光武帝劉秀曾下詔明確四條具體標準：一是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是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是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復問，文中御史；四是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雖仍宏略有余、實操不足，也比西漢有了極大進步，蓋因劉秀是從底層起家的君主，比較重視實際能力。不過頂層設計是好的，具體運用時，皇帝不可能一直關注到基層，察舉實際選拔多由郡縣守吏操作，靠印象取人、靠關系察舉者比比皆是。

東漢應劭所著《風俗通》記載，有一個叫五世公的郡守，察舉時偏私照顧他的“同歲”，即在同一年被察舉做官的同事。五世公在廣漢做太守，察舉同歲司徒長史段遼叔的長子段舊，到南陽當太守，又把另一同歲東萊太守蔡伯起的弟弟蔡琰、兒子蔡瓚察舉為官。段遼叔家有二子，長子段舊魯鈍平庸，而次子段髡才能突出，五世公舉劣汰賢，大概是為段家解決長子的仕進難題。而蔡家連續兩年出了兩個孝廉，在察舉名額如此之少的情況下，怎能不令人非議？蔡瓚時年十四，根本不勝任官職，蔡家為免露餡，讓他稱病不出。過了四年，十八歲時受官為平春長（小縣的縣官），他沒有任何工作經驗，不得不上書請求改任宿衛之職。

舞弊多

考試制度防腐敗

兩漢時平民子弟受限于名額和方式的限制，本就萬難被察舉，遺珠于野是常態。到了魏晉時期，由于士族階層極大發展，儒學暫時落入低潮，以九品官人法為標志的品評制度異軍突起，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察舉的資格被高門士族基本壟斷，普通老百姓想通過察舉做官更加難比登天。部分有識之士意識到了問題，便著手進行改革。

標志性的改革是東漢尚書令左雄發起的陽嘉新制。東漢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此年是東漢立國第107年，百余年來世族豪強勢力益發強大，察舉制受世族豪強影響，徇私舞弊、貴官相托，察舉不公平現象越來越嚴重，四世三公、三世三公等官僚世家屢屢出現。一些清正廉潔的官員挺身而出反對察舉作弊，險些付出生命代價。比如河東郡守史弼，斷然拒絕中常侍侯覽的請托，還把為侯覽傳訊報信的人殺了以儆效尤，堅決捍衛察舉制“選士報國”的根本原則。侯覽惱羞成怒，勾結司隸校尉、廷尉等高官，把史弼打入死牢，論罪棄市（即當眾處死）。幸虧一位叫魏劭的孝廉感念史弼正直，變賣家產籌資賄賂侯覽，才算免去史弼死罪。

這一極端事件是東漢中期察舉制弊端的一次大爆發，使漢廷不得不做出調整。尚書令左雄上書請變革察舉制，核心政策有二：一是設定年齡限制，察舉對象一般要年滿四十，如確實“有茂才異行”，也可破格察舉。二是建立考試制度，“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意即儒生察舉要考試經學，文吏則考試奏章律令方面的技能。

年齡限制倒還尋常，考試制度是察舉制里程碑式的突破。西漢時也偶有經學方面的考試，不過零星稀少，哪個皇帝心血來潮了就舉行一次，未成定法。左雄將其確立為成法，極大增加了操作上的確定性與規則性，使大家都能遵照一個相對明確的規則進行競爭。這一條防范的就是豪強世家互相勾連請托。陽嘉新制施行后，左雄親自把關查驗各郡執行情況，因為濟陰郡貿然推薦一名年未及四十的孝廉，左雄發起一次查核整治，將違制察舉的濟陰太守胡廣等十余名官員罷免黜退，此后十余年間各地無不敬之畏之，漢朝的察舉風氣為之一正。

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時做出的另一個方向的改革。東漢后期出現一種不好的傾向，即以名舉士。許多人為了博得官員們青眼，不擇手段打造孝行、才名和所謂的志節，吸引官員們的注意。比如漢和帝時會稽郡有許荊、許晏、許普兄弟三人，許荊為使兄弟三人都博得高名，想了一條妙計。他占據家中肥田大宅和大量奴客，兩個弟弟所得很少，使其獲得“克讓”的美名，繼而被本郡薦舉。許荊接著又三倍歸還兩個弟弟的財產，反過來獲得孝友之名，居然成功騙過郡守，也被薦舉。此類污濁之風嚴重敗壞察舉風氣，其根源在于品評士人名聲之權操之于民間，官方無法左右，導致失察之舉。九品中正制即為糾正這一偏差而設立，其制度靈魂是在各州郡設立中正官，把士人品評權力收歸官方。只是這一制度先天帶有為士族服務的基因，推行之后不僅沒有改掉以名取士的弊端，反而成了維護士族特權的工具，大違察舉的本意。

察舉制在南北朝也陸續有一些改制，但方向愈來愈明晰。以德取人、以名取人因為主觀性太強而漸居次要，以文取人、以能取人逐漸吃重，尤其是以文取人在南北朝得到重視，南朝建立了策試、考試制度，舉士選官的程序越來越嚴密，考試方向越來越偏重于實務和文才，已經是科舉制的雛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