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作家關仁山選定了9個人物的敘述視角，有了小說的第一句話：“為了等一朵祥云，王決心錯過了最佳婚期。”白洋淀的新故事，徐徐展開。
(資料圖片)
這部反映雄安新區(qū)建設的長篇小說《白洋淀上》，是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作計劃”的首部作品。有評論家稱其是繼孫犁《荷花淀》之后，“最具白洋淀水鄉(xiāng)氣息和風采的文學作品”。
而對關仁山來說，寫農民，是幾十年來的堅持。在接受記者專訪時，關仁山說：“寫農民是我自愿的選擇，其中有苦有樂。我想把對農民與土地的思考和理解，用小說的形式記錄下來。”
在關仁山看來，寫作是一種勞動，用前輩畫家鐵楊老師的話說，作家藝術家首先要是勞動者。“我用充實、艱苦的勞動豐富自己的生活。而且這勞動是平凡的勞動，與農民種地打糧相比，并沒有什么高明之處。”
中青報·中青網：像《白洋淀上》這類宏大敘事的作品，如何寫得好看而不給人“命題作文”的感覺？
關仁山：“命題作文”容易概念化，如果不能藝術表達就會失敗。與時代同行的寫作有一個問題，就是拉開距離——審美的距離。我選擇了迎難而上、正面強攻，從現實生活經驗中取材，把政治話題轉化成文學話題，寫人的靈魂蛻變和新生，從大事件過渡到人物命運上，比如王決心、喬麥和趙國棟的形象塑造。
王決心是打魚人，從他和家人的視角寫出白洋淀的風土人情，寫出鄉(xiāng)親在新區(qū)成立和鄉(xiāng)村振興中的愛恨情仇、喜怒哀樂。這樣的轉化，就讓作品遠離概念化。同時，宏闊的時代生活不能舍棄，于是設計了新區(qū)常務副主任趙國棟，他是干部，避開一些官場小說的東西，來展示新區(qū)建設波瀾壯闊的背景以及由此展開生活的矛盾沖突和人物命運。
中青報·中青網：《白洋淀上》的創(chuàng)作難點是什么？如何突破？
關仁山：《白洋淀上》是我第一次創(chuàng)作多卷本小說，構架人物關系是一個難題。最初寫了一個3萬字的提綱，朋友讀了不滿意，我自己也否了。我就開始讀書，一邊讀書一邊走進生活，生活是新鮮而豐富的，一切都要在深入生活中破解。后來我認識了白洋淀的朋友阿民，他帶我走進了水村王家寨。王家寨人能說會唱，我們走村串戶，現場感油然而生。人物原型王永泰就出現了，他是小說里的核心人物，緊接著，百歲鈴鐺老人原型又出現了……
通過搭建人物關系，看到現實生活的復雜性，相互滲透，相互交織。這時，難題又出現了，作家怎樣沖破表面泡沫、揭開人物內心的秘密？沒有可以借鑒的經驗，全靠自己獨立思考、判斷，撥開生活的迷霧，終于看到了王永泰等人的苦惱與矛盾。他希望新區(qū)給鄉(xiāng)親帶來好處，可是，不讓蓋房了、不讓打魚了，他又擔憂新的形式主義，后來當他看到兒子王決心的進步，漸漸消除了疑慮，還在水災中為保護白洋淀大堤而壯烈犧牲。
中青報·中青網：你覺得當下的“山鄉(xiāng)巨變”與周立波時代的“山鄉(xiāng)巨變”相比，有什么異同？
關仁山：既有內在的聯系又有其特殊性。共同點是人的變化，但時代變了，鄉(xiāng)村形態(tài)也變了。《山鄉(xiāng)巨變》是對農民私有制思想的改造提升，比如改造固執(zhí)派王菊生；而《白洋淀上》描寫的是今天農民創(chuàng)新意識的覺醒。
農民經歷了40年的改革開放，從“融不進的城市，回不去的鄉(xiāng)村”的艱難處境中走出來，返鄉(xiāng)農民回流，就是依靠鄉(xiāng)村振興的好政策來致富。《白洋淀上》中農民喬麥的大豆種業(yè)創(chuàng)新就是一個證明，在生態(tài)文明和科技創(chuàng)新中要效益，這是現代農業(yè)的必然要求。而在一切變化中，人的情感和心理變化更為重要。作家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放在歷史長河中考察，農民的精神實質究竟發(fā)生了怎樣的巨變。
中青報·中青網：上世紀90年代初，你曾在一個小漁村體驗生活，當時在漁村發(fā)現了什么？創(chuàng)作了什么？
關仁山：1990年到1993年，我在故鄉(xiāng)唐山渤海灣一個叫澗河的漁村掛職副村長。那時候我發(fā)現，改革開放之后的漁村，傳統文化被商業(yè)大潮沖擊而陷落，影響世道人心，漁民用生命捍衛(wèi)自己的尊嚴。這讓我十分震撼，在其中挖掘出奇異的小說。
這時期，我創(chuàng)作了“雪蓮灣風情”系列小說。創(chuàng)作基本以中篇和短篇為主，寫了大概有30多篇，《苦雪》《藍脈》《醉鼓》等。其中《苦雪》獲得了人民文學獎，寫一個打海狗的老人面對商品世界，面對人的欲望，他不妥協，自己裝扮成海狗沖向人群、倒在槍口下的悲劇。根據這一時期的生活，還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白紙門》；描寫渤海灣的小說《船祭》獲得香港《亞洲周刊》第二屆小說比賽冠軍獎。
中青報·中青網：你為什么一直關注鄉(xiāng)村？
關仁山：我在《天高地厚》后記中說：“農民可以不關心文學，文學萬萬不能不關注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要一生為農民寫作。”1997年，告別寫渤海灣農民，我“上岸”寫農民與土地的命運，連續(xù)創(chuàng)作了《大雪無鄉(xiāng)》《九月還鄉(xiāng)》等，以及農民命運三部曲《天高地厚》《麥河》《日頭》和長篇小說《金谷銀山》《白洋淀上》等。
作品在內容上沒有什么連貫的人物、地點和故事，但題材是一致的，都緊緊抓住了當前農村最緊要的現實問題：三農困境、土地流轉、農民工進城、農村基層領導權、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招商引資和自然資源的破壞、強行拆遷和城鎮(zhèn)化、鄉(xiāng)土文化傳承、鄉(xiāng)村振興等。中國農村40多年來發(fā)生的所有陣痛與巨變——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新一輪的土地流轉，以及前途未卜的城鎮(zhèn)化建設和鄉(xiāng)村振興——過去、當下、未來的三維空間都進入了創(chuàng)作畫卷。
《日頭》的主人公金沐灶，是民間一個思想文化探索者。我之所以塑造他源于一個故事：“文革”時期，一位老校長為了保護一口大鐘，一口血噴在鐘上，大鐘上刻有金剛經，有人沾著校長的血把金剛經拓了下來。我把這個故事放在金沐灶身上，這個突發(fā)事件一下子改變了他人生的走向。金沐灶帶著悲憫情懷，苦苦追尋如何讓中國農民過上好日子。雖然他是個失敗者，但他的追問和求索很有價值。最初設計故事時，我想寫一個復仇的故事，但后來發(fā)現人物形象應該是超越復仇的，他突破了既定的故事格局，使小說成為一個講述農村維權者、探索者的奮斗傳奇。
中國農民這個龐大的群體，總是與貧窮、苦難、曲折和坎坷等詞匯相伴。鄉(xiāng)村振興開始了，盡管還有很多困難，但相信黨和政府，相信農民的主體力量，他們一定會走向光明的未來。
中青報·中青網：你被稱為河北現實主義寫作的“三駕馬車”之一，你覺得要做好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作家需要具備哪些素質？
關仁山：最重要的是責任心和使命感，而一個好的作品要有中國經驗的書寫，還包含這樣幾個維度：一是傳統性，作品表現出的文化經驗有中華民族的傳統意味、屬于中國的美學神韻；二是本土性，即地方性和地域色彩，如方言、民俗等；三是巨變中的中國文化經驗，這也是一個新課題。
中青報·中青網：哪些文學作品對你的成長和創(chuàng)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關仁山：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文學，經過讀者的檢驗，給每個時代的文學精品賦予了經典意義。《創(chuàng)業(yè)史》《山鄉(xiāng)巨變》《荷花淀》《鐵木前傳》《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影響了我，拿《創(chuàng)業(yè)史》來說，我多年的創(chuàng)作中一直在尋找現實農村的梁生寶。這些小說我喜歡，讀得津津有味，我與這些農民的形象是那么親密無間。
作家在每個時期以作品對時代發(fā)言，對當代生活有著更全面、深刻的把握。創(chuàng)作僅靠作家的想象力是不夠的，在復雜多變的現實生活面前，想象力永遠是渺小的，廣闊的社會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民組成的，他們的勞動與生活，平凡又偉大。
中青報·中青網：在不同階段，你都會創(chuàng)作新的作品來反映當下變革中的鄉(xiāng)土中國，接下來有什么創(chuàng)作計劃？
關仁山：我最近到正定滹沱河畔體驗生活。我目睹了農村的困境、看見了鄉(xiāng)村的巨變，也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當人的權益和尊嚴被權力和資本損害時，作家應該站出來毫不留情地批判，否則現實主義會失去其美學價值。
我正在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滹沱河上》，滹沱河流域正定塔元村是我特別關注的地域，這里有著特殊的文化內涵，文化傳承融入鄉(xiāng)村振興，文化創(chuàng)新的故事震撼人心，我希望在新的小說中打造文學地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