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至2019年，共批準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2.14萬人，起訴16.11萬人。其中，2019年批捕4.76萬人，起訴6.29萬人，較2017年分別上升40.76%和32.62%。

上面這一組數(shù)據源于最高人民檢察院于6月1日發(fā)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以下簡稱《白皮書》)。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監(jiān)察委員會等九部門印發(fā)《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意見》)。對此，《法制日報》記者進行了采訪。

暴力犯罪大幅上升

強制報告制度出臺

《白皮書》顯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暴力化特點愈發(fā)突顯。

2017年，檢察機關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訴人數(shù)居前六位的罪名、人數(shù)分別是強奸罪7550人、盜竊罪6445人、故意傷害罪5010人、搶劫罪4918人、尋釁滋事罪4265人、交通肇事罪4014人，六類犯罪占提起公訴總人數(shù)的67.84%。

2019年，盜竊、交通肇事犯罪人數(shù)明顯下降，同期猥褻兒童、聚眾斗毆犯罪人數(shù)大幅上升，居前六位分別是強奸、尋釁滋事、猥褻兒童、搶劫、聚眾斗毆、故意傷害，六類犯罪占提起公訴總人數(shù)的62.22%，全部為暴力性質犯罪。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所長謝鵬程介紹，近年來，從檢察機關起訴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來看，不僅案件數(shù)量一直在高位運行并持續(xù)增加，而且大量存在瞞報、遲報甚至不報的情況。一些地方的檢察機關，如杭州市蕭山區(qū)人民檢察院等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普遍性，率先探索實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取得了顯著效果，形成了豐富的地方經驗。

在貴州新瑞林陽律師事務所律師吳旭夢看來，《意見》出臺背景主要有三點：一是現(xiàn)實需要。在我國很多偏遠山區(qū)，家長外出打工，留守未成年兒童得不到良好照顧，近年來頻繁發(fā)生未成年人性侵事件。二是時機成熟。《意見》的發(fā)布和實施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此前強制報告制度曾經在浙江、江蘇、廣東等地方實行，取得良好效果。三是國家重視。保護未成年人是依法治國的要求之一，因此將強制報告制度用于保護未成年人不僅是保護人權，也是整個依法治國、保護人民利益大框架下的分支。

建立追責激勵機制

亮點紛呈操作性強

“在我國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是一項創(chuàng)舉，也是檢察機關有效參與社會治理的一個成功范例。”謝鵬程說。

《意見》明確，國家機關、法律法規(guī)授權行使公權力的各類組織及法律規(guī)定的公職人員，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yè)的各類組織及其從業(yè)人員對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有報告的義務，并對“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yè)”的范圍予以明確規(guī)定。

同時，規(guī)定了性侵、虐待、欺凌、遺棄、拐賣等九類應當報告的情形，并規(guī)定發(fā)現(xiàn)“疑似”情形也要報告，這是根據實踐中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多發(fā)類型及常見特征總結出來的。

“《意見》還建立了制度落實的督促和追責機制，以及必要的激勵機制。”謝鵬程說，相關職能部門要對主管行業(yè)、領域內強制報告制度落實情況進行督促指導。檢察機關應對強制報告制度的執(zhí)行情況進行法律監(jiān)督。尤其是各級監(jiān)委對公職人員長期不重視強制報告工作，不按規(guī)定落實強制報告制度要求的將進行問責，對涉嫌職務違法犯罪的依法調查處理。

為消除報告義務主體擔心遭受打擊報復等思想顧慮，《意見》規(guī)定，對因報告引發(fā)的糾紛，報告人不予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對及時報案避免嚴重后果發(fā)生的，應當予以表彰、獎勵。相關部門應當對報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在吳旭夢看來，《意見》的亮點主要體現(xiàn)在其所提到的四個“明確”。

一是明確了報告義務的主體。此前，一些部門或單位在遇到此類事件時可能缺乏上報意識，本次《意見》明確規(guī)定了企事業(yè)等單位、教育、醫(yī)療、兒童福利機構和救助機構、旅店賓館、村居委員會等部門單位具有強制報告義務，因此要求各級部門和單位增強意識，一旦發(fā)現(xiàn)兒童受到侵害的情況就要及時報告，如果沒有履行報告義務，這些單位也要承擔法律責任。此外，這種報告主體的明確也能夠讓相關部門和單位更具有責任感。

二是明確了應當上報的情形。《意見》明確了九項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形，甚至還包括應該報告的疑似情形，在現(xiàn)實操作中可以一一對應。

三是明確了報告過程當中應該注意的事項，以便于查明和核實案件材料。

四是明確了追責機制。如果有案件報告，但公安機關不立案或者司法機關不作為，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雖然本次發(fā)布的意見只有23條，但沒有一條多余，每一條都緊緊圍繞如何解決問題，接地氣，可操作性強。”吳旭夢說。

源頭預防及時發(fā)現(xiàn)

有效懲治違法犯罪

《意見》的出臺會產生哪些影響，具有什么意義?

“此舉將增強保護意識，強化義務履行，形成有效保護。”謝鵬程認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建立強制報告制度，形成具有源頭預防、及時發(fā)現(xiàn)、高效應急、依法懲處的未成年人保護機制，對維護社會和諧穩(wěn)定和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

謝鵬程說，意義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其一，回應社會各界的關注，建立侵害未成年人強制干預機制，完善未成年人社會綜合預防保護體系。

其二，將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機制延伸到社會治理，以便公安機關、司法機關及時發(fā)現(xiàn)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線索，完善固定證據，有效懲治違法犯罪，讓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及時、有效的心理干預和司法救助，全面提升未成年人保護的能力和水平。

其三，整合各部門資源和力量，形成部門聯(lián)動、銜接有序的未成年人保護良好局面。可以預期，隨著強制報告制度的普遍推行，在提高相關單位和人員責任意識的同時，將進一步增強廣大人民群眾的未成年人保護意識，凝聚社會共識，在全社會營造更加濃郁的關愛保護未成年人氛圍。

談及《意見》的影響，吳旭夢認為，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因此在以往的性侵暴力案件中他們無法發(fā)聲，不知道維護自己的權益。有了強制報告制度以后，即使受害者本人不知道上報，其所在單位在知曉事件后也需要報告。落實強制報告制度對受害人來說，能夠及時發(fā)現(xiàn)和干預，有效預防不良事件發(fā)生。

在吳旭夢看來，強制報告制度能夠更加及時、高效地對不法行為進行打擊。家長、學校、賓館、醫(yī)院等方面知曉受害人被侵害的情況后都需要報告，能夠有效地打擊犯罪行為人。

“《意見》有助于形成一種共同聯(lián)動機制，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無論是司法部門還是監(jiān)護人，整個社會都需要提高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識，意見的出臺有助于全社會形成一種良好氛圍。”吳旭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