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靈活性好、門檻低遭遇缺技術、穩定性差，平臺經濟從業者的職業發展，面臨兩難困境。“青春飯”吃完之后，他們該何去何從?對這一龐大的職業群體進行技能提升和培訓，意義重大。
“北大博士后為做研究送半年外賣”，近日上了熱搜。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雅博士后陳龍為完成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在2018年體驗了5個半月的外賣騎手工作。日前，陳龍在媒體發文自述這段經歷。平臺經濟勞動者的職業發展與困境，再次引發社會關注與媒體討論。
目前，我國約有2億名靈活就業者，其中很大一部分選擇了依托互聯網的新就業形態，包括快遞小哥、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網絡主播等等。平臺+個人，近年來這種新的就業形式在解決就業方面，突顯出前所未有的優勢，同時，相較于公司+員工，這種靈活就業帶出的不穩定、技術含量低、沒有職業前景等問題，也困擾著其從業人員。“青春飯”吃完之后，他們又該何去何從?對這一龐大的職業群體進行技能提升和培訓，意義重大。
要想不普通，行行需深耕
4月27日，2021年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建功‘十四五’、奮進新征程”主題勞動和技能競賽動員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上表彰了2021年全國五一勞動獎和全國工人先鋒號獲得者。大會結束后，作為新經濟領域的獲獎代表，“外賣小哥”宋增光和“快遞大哥”關立平合了一張影。今年二人都獲得了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宋增光是餓了么上海公司的培訓專員，關立平是申通快遞有限公司從業多年的駕駛員。
外賣小哥與快遞小哥等平臺經濟領域從業者登上全國領獎臺，早不是個案。
2014年10月，宋增光進入外賣行業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一名外賣騎手，工作在普陀區的一個站點。“記得自己第一天，只接了3單。”宋增光回憶說，他也是經過一番磨煉后，業務才不斷熟練起來。接單數量慢慢增長，6單、9單，到后來最多曾接過40單。半年后，宋增光就成了站長，開始負責分管站點的管理工作。2020年初，由于業績突出，宋增光經過幾次轉崗后，成了餓了么上海地區培訓專員，專門負責新騎手的相關培訓工作。
從小哥到講師，在這個被不少人看來只能“賺快錢”、吃“青春飯”的職業，宋增光突破了“天花板”。
無獨有偶。2020年6月，“90后快遞小哥獲評杭州高層次人才，購房將享百萬元補貼”的新聞一度讓業內外人士感到意外。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叫李慶恒，是位95后快遞小哥。李慶恒說，自己之所以能夠成功獲評杭州市高層次人才，主要是因為2019年參加浙江省第三屆快遞職業技能競賽時，獲得了快遞員項目的第一名，當時他已奔跑在快遞一線5年。
此外，除了活躍在“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員，平臺經濟中還有身處無人機設計、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前沿崗位的技術人才，而這些崗位都需要知識支撐。
流動的“甜蜜與哀愁”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但前提是建立在不斷鉆研和深耕之上。這是宋增光總結出來的經驗。
作為一個全新吸納就業的領域，平臺經濟具有門檻低、流動性大的特點，其中極高的流動率也讓在這個行業深耕的人，變成了少數派。
“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就是為了掙快錢，感覺收入低于自己的預期，就換工作，跳槽了。”自2010年3月成為申通一名快遞運輸駕駛員，關立平在這個行業干了10多個年頭，他看過太多的青年人來了又離開。
“干快遞是苦功夫。”關立平說，“如何規劃路線，怎么安排送件，和客戶的溝通等等，都是技巧。不僅要勤快，還得動腦子、下功夫。”但他發現，總體來說，年輕的快遞員能耐著性子長期干下去的很少。
當了培訓專員后，宋增光有更多機會接觸上海地區不同站點的騎手。“流動率可以說相當高。”據他估計，平均一個外賣配送站點一年內會換掉一半以上的人。“有的站點，3個月前是一撥人，3個月后再來，70%可能都變成了新面孔。”
李慶恒走紅后，曾一度引發了大家對快遞小哥被評為高層次人才的討論。談到快遞職業技能的高低，李慶恒說，當年參加比賽內容都是基于快遞員每天的操作流程，比賽內容都和快遞行業日常工作息息相關。“比如說如何在多物品收寄時快速、準確找出違禁品;易碎品包裝要用最少的物料將4個高腳杯包起來，確保從1.6米高摔三次不會碎……”李慶恒說，“不管在哪個職業哪個崗位都要用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多學習多鍛煉，挑戰自己、突破自己，你就是這個行業的人才。”
平臺經濟從業者高流動率，一方面讓業內勞動力流動保持高度活躍，但同時也讓從業者持續的技能“升值”變得困難。而這背后，不僅僅是年輕人“太浮躁”等從業者自身問題這么簡單。
打造平臺經濟人才隊伍，需多方合力
國防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胡磊研究發現，平臺經濟保持高流動率的背后，關鍵問題之一是平臺經濟本身是一種“去勞動關系化”的用工形態。“網絡平臺經濟條件下，雇傭模式由企業+員工轉向平臺+個人，既提高了生產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也推動了企業用工彈性化和勞動者就業靈活化。”胡磊分析，同時“‘去勞動關系化’包括去勞動合同化用工、去雇主化就業、遮蔽事實勞動關系等情形,實質是去除雇傭或從事從屬性勞動的束縛。”
對于平臺經濟從業者的職業發展，他建議，“對接科技發展趨勢和市場需求，推動政府、企業與社會力量合力加強網約工數字技能和專業技能培訓，引導并激勵網約工提高終身學習意識、自主創新能力和勞動服務質量。”
在所有平臺經濟從業領域中，快遞業走在了前頭。近年來多地出臺政策，對于快遞小哥評職稱，予以政策支持。
從2019年起，天津市人社局將快遞工程專業納入本市職稱評審范圍。同年9月，順豐速運公司的員工盧喜文拿到首張初級職稱證書。自2019年出臺《甘肅省快遞工程專業職稱評價條件標準》，首次設置“快遞工程”專業評審以來，截至目前，甘肅共有857名快遞小哥獲得職稱。此外，北京、上海、浙江等多地也出臺了相關政策。
相比快遞業，身處外賣行業的宋增光不無羨慕。關于外賣員的職稱認定，目前只有杭州等少數地區有。
2020年底，杭州20名外賣騎手通過了相關培訓與考試，成功獲得“網約配送員”職業技能等級認定初級證書。據悉，有了正式的職業技能水平證明，這20人還可享受政府培訓補貼、杭州市積分落戶加分和個人所得稅專項抵扣等技能人才政策。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宋增光說。
